一九〇〇年夏末，横滨港灯火摇曳，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挤在船头，眺望即将离开的日本。他叫苏曼殊，半张东方脸半张东洋脸，怀里揣着两本唐诗选和一方旧念珠，这一夜，他第一次尝到“无家可归”四个字的分量。
追根溯源，苏曼殊的身世比戏文还曲折。父亲苏杰生是广东香山人，少年随祖父赴神户做丝绸生意，与长他十岁的日本寡妇河合仙成婚。偏偏河合仙还有个温顺腼腆的妹妹若子。一次家宴，苏杰生瞥见若子锁骨处那颗殷红小痣，便想起古书上所谓“红痣必生贵子”，风流心思一发不可收拾。若子抗拒过，却终究被说服。光绪二十九年四月，一个混血婴儿降生，这便是苏曼殊。
纸包不住火。河合仙怒火中烧，却顾念姐弟之情，强咽苦果。苏家族老却无情，认定私生子为不祥，将若子逐出宅门。若子悄然消失，去向不明。六岁的苏曼殊留在河合仙膝下，童年阴影也在此埋下。后来他回忆，“家族祗有笑声，无非笑我‘杂种’而已。”
光绪三十一年，祖父短暂回沪，带着男仆把孙儿接回广东。新环境并未带来温暖，同龄孩子常围着他叫“日本细鬼”。十二岁那年，他高烧不退，家人见死不救，只掷下一句“命由天定”。稚子硬是撑了过来，却对家门彻底寒心。病愈第一件事，他径直奔向苏州河畔相府，想找童年订亲的相雪梅。相家已风光不再，门房冷冷一句：“没这门亲事。”闷热的午后，少年转身即走，连哭的力气都没。
走投无路，他循着记忆抵达广州六榕寺。和尚给了他一件灰布衲衣，可他连斋戒都挺不过三天，一碗鸽肉下肚，规矩算是破光了。被逐出山门后，他只能再漂洋过海，投奔姨母河合仙。姨母尚在横滨经营绸缎铺，见到外甥骨瘦如柴，当场落泪，包下学费送他读东京外国语学校。学法语、英语，也学日文新体诗，他的才情就在这堆字纸间悄悄成形。
十四岁那年，他遇到邻家少女菊子。两人常在浅草寺下喂鸽子，悄声交换诗句。“倘若我远行，你可记我？”他问。菊子回以一笑。好景不长，叔父得知此事，认定外甥败坏门风，闯入女方家中兴师问罪。菊子在众目下挨了耳光，夜里投湖自尽。悲讯传来，苏曼殊仿佛被抽空，三日不语。第四天清晨，他削发披袈裟，拜入东京增上寺，法号“曼殊”，取意“曼殊沙华，花开彼岸”。
出家并未让他遁世，他依旧在凡尘摸索。留学经费所剩无几，他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《吉檀迦利》片段，寄往上海《时报》，换得几十元稿费。稿费一到手，他却拉着几位落魄画师钻进新吉原。奇怪的是，那些名伶皆知这位“小和尚”不碰胭脂事，只叫清酒、素面，同坐胡诌诗词。夜深他枕着木枕沉沉睡去，剩妓女默默收拾杯盘。金凤最痴。一次她低声说：“若肯还俗，我便随你走。”苏曼殊摇头，只留下一句，“情若无果，不如让它开在水面”。
一九〇二年冬，孙文在东京筹建同盟会时，这位“和尚”忽然冒出，拿着自己编译的《法国革命史纲》自荐。孙文惊讶其身世与学问，当场批准入会，让他负责翻译外国军事条款。“中国要自强，刀枪要硬，制度更要硬。”苏曼殊写信给同窗章太炎，如此慨叹。
回国后，清廷已风雨飘摇。上海租界里，烟馆与书局挨在一起，苏曼殊白天给《民报》撰稿，晚上在金三娘子楼喝茶说法。有人问他：“你是僧是客？”他笑，“佛在心头，情在杯中。”这种亦僧亦浪的活法，让同辈文士津津乐道，也让世俗摇头。
一九一八年春，长期的暴饮暴食摧毁了他的脾胃。《每周评论》主笔陈独秀到医院探望，见他面色蜡黄，忍不住嘀咕：“你这是拿吃喝跟命换啊！”苏曼殊轻声答：“寿长寿短，听天吧，倒不如快活。”话刚出口便大口咳血。五月二日下午，他在上海新闸路木板病房静静断气，年仅三十五岁。
送殡当天，细雨。汪精卫受孙中山之托前来致祭，挽联写：“诗僧骑鲸去，海角无归期。”运灵车行至租界闸口被警署阻拦，同行者只能暂把棺木寄放广肇山庄。临别时，宋庆龄亲递四十元帛金，说是“聊作吊奠”。这一寄，就是六年。
民国十三年，旧国会参议院前秘书长陈巢南奔走各方，终于在杭州东郊觅得小丘。秋分那天，友人们把棺木启封，骨殖竟完好无损。落葬时，寺鼓轻敲，野菊纷飞。有人悄声念他早年的诗句：“我已身同秋叶瘦，只留悲影向人间。”字真心也真，令人唏嘘。
苏曼殊留下的，不止是《断鸿零雁记》《焚剑记》那几本清狂小说，还有三语翻译本《浮士德》残稿、一册《拜伦诗抄》手书，以及散落各报的“痛饮”“痛哭”文字。这些东西，像一把把破旧纸扇，挥出的却是时代灰尘与个人烈火。
纵观他的一生，身份如乱线：私生子、和尚、浪子、诗人、革命党，可这每一根线都缠在一个中心——“自由”。这两个字，他用自己的命去试探，终究掷在潮湿的墓土之上。杭城初秋的风声里，人们为他合拢石碑，那一刻，所有评断都归于静默，只剩鸦片烟味未散，旧时月色尚明。
“师兄，世上可有安顿之地？”生前，好友章太炎曾半真半假地问他。苏曼殊轻轻合掌：“佛界茫茫，青楼亦可。”短短一语，道尽离经叛道，又隐约带着对苍生的悲悯。时至今日，再翻旧卷，仍能听见那破钟似的笑声，在历史深处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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